内容提要：格日勒图先生是我国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中能继武前哲并甚有斩获、发扬光大的优秀学者，他以出色的语言能力、深厚的文献根柢、严谨的治学精神、宽弘的学术气度不可辩驳地成为蒙古文论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他积极而强烈的学科意识则与他广阔的文化视野一道，在扎实、敦厚的文献基础之上，构建了一方民族文艺学的精美建筑，更营造出了整个蒙古文学研究恢弘壮美的瑰丽蓝图。
关键词： 文献根柢 学科意识 文化视角
国维先生有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而“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在这篇著名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文章中，他还着意谈到了“今日之第五项发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中国境内古今所居外族甚多，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诸国均立国于中国北陲，其遗物颇有存者。” 其实，除却王国维先生所指出的“世罕知之”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外，汉族之外，为世人所熟知其他民族“遗文”同样是“发现无穷，有待少年努力”的文化遗产。王国维先生本人即曾提议北大国学研究所开设蒙、回、藏文字讲座，以研究“耕牧既殊俗，言语亦异伦”的北方游牧民族。而在他晚年所从事的一项最为重要的研究，就是关于蒙元史文献资料的辑录、校注、考证。而其著名的《蒙古史料四种校注》更被列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遗憾的是，王国维先生于1929年自沉昆明湖，其学遂为中断。然而，王国维先生自身的学术生命虽及此而斩，但他所开辟的诸多学术思路却未因此中断，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在王国维先生所涉猎的哲学、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学术领域中均不乏传人。不少学者沿着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思路力学耕耘，各有创获，在王国维先生所涉及的诸多学科中，对于蒙古文学遗产的研究整理堪称绝学。由于当时讲求“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先生的关注重点在外族语言文献与本国史料典籍的互证发明，于史学用力尤勤。其于文学，除了肯定“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外，虽对《元秘史》的文学价值一再颂扬[1]，但自言不通蒙古语言的王国维先生却于此未能深入阐发，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遂为搁浅。其后，能在此领域，继武前哲并甚有斩获、发扬光大者，则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著名学者，格日勒图教授。身兼学者、作家、诗人、翻译家数种身份的格日勒图先生毕生治学，学涉多方，著作甚丰，计有《蒙古文论精粹》（1985）、《创作论》（1985）、《蒙古文论史研究》（1998）；教材《文学理论简编》（1989）；编著《蒙古族文论（1721－1945）选》（1981）、《蒙古族历代藏文诗作及诗论选：悦目集》（1990）、《校勘整理<新译红楼梦>》（1975）、《辑注1931－1945蒙古文学作品选：异草集》（1998）、《蒙古文论集录》（2003）、主编《蒙古学百科全书》文学卷（2002）；译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查尔斯·兰姆著，1982）、《白话聊斋》（蒲松岭原著，1993）、《美学概论》（王朝闻著，1987）、《美学知识丛书》（蔡仪主编，1992）、《写作知识讲座》（吕厚明著，1978）、《萧乾散文选》（萧乾著，2000）等。并有百万余字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气吞山河的人们》（1977）、小说散文集《金色的兴安岭》（1978）、诗集《旭日东升》（1977）、中篇小说集《阳光普照的大地》（1987）、改写本《江格尔的故事》（1991）、《巴·格日勒图文学作品选》（一、二集，2006）等。在格日勒图先生极为丰富的著述之林中，对于蒙古文学领域的研究、拓展是不仅是他学术功底、超前眼光的集中反映，更是他“为前贤继绝学、为民族存瑰宝”的精神体现。
文献根柢
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对于今日学界而言，已不再是王国维先生所处的“发现时代”，虽然各种考古发现不断出现，却很少能形成一门“新学问”。随着学术分科的逐渐细密，文史分治，文学学科的专业设置被不断细化，同时也造就了研究视野的日渐狭窄。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所谓的“新发现”，更多的不在书外，而在书中。在那些为以前研究者所未充分关注的典籍之中，这样的“新发现”看似容易，只需在书斋中翻阅旧籍即可完成，然而，看似容易的工作之后，却有着极高的学术要求：不仅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勤奋精神，还需要有“肯将金针度与人”的学术气度，更需要甄别真伪、考镜源流的文献根柢。而格日勒图先生在蒙古文学领域的研究所首先表现出便是这难能可贵的勤奋精神、学术气度与文献根柢。
“蒙古文学有千年发展史，蒙古民间文学的发展史就更长更远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多种多样，蒙古文学逐渐被分成母语创作的文学和非母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两大支流。可以说，在蒙古语创作的文学历史上这种现象已持续了七八百年。而在蒙古文论史上这种复杂发展过程又持续了三四百年。”[2]对于蒙古民族如此丰厚的文学遗产，在格日勒图先生之前，学界于此关注甚少。格日勒图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收集各种相关资料，查阅了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籍，从中探寻、考证有关蒙古族文论的各类资料，并将其一一整理、分类，储备了大量的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资料。1981年，格日勒图教授的第一部文论资料选集《蒙古族作家文论选（1721—1945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整理了18世纪前叶至20世纪中叶这200多年间的蒙古族作家近百篇论文作品，作为一部开山的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好评如潮。在内蒙古大学首届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著名蒙古学家清格尔泰教授在会议报告中指出：“巴·格日勒图的《蒙古作家文论选（1721—1945）》所收录的诸多文章主要是蒙古族文人撰写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评论。这些文章介绍和论述了与文艺学基本问题紧密联系的各种学问，尤其是对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广泛的阐述。不仅如此，这些文章的思维方法也具备浓厚的民族特色。毫无疑问，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能扩大蒙古文学研究范畴和主体内容……”[3]
2003年，由格日勒图先生编撰的大型资料汇编《蒙古文论集录》脱稿出版。它的问世意味着一门因“新发现”而产生的“新学问”获得了最为坚实、牢靠的文献基础。我国蒙古族文论遗产的十分丰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以蒙古文、汉文、藏文和满文等形式流传下来。各年代作者之广泛、分布地区之大、所查阅和利用的资料语种之多、年限跨度之长、归拢综合之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均属于少人问津的学术空白领域。格日勒图先生对它的挖掘与研究正是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开拓性工程。而隐于其后的正是格日勒图先生勤奋求索的治学精神，甘于奉献的学术气度与扎实厚重的文献根柢。此外像格日勒图先生所承担、参与“蒙古文学资料丛书”之一《蒙古族历代藏文诗作及诗论选：悦目集》，以及《蒙古学百科全书·文学卷》同样都是体现他深厚文献功力的著作。尤应指出的是，格日勒图先生精通蒙、汉、藏诸种文字，出色的语言能力，使得格先生能够自由出入于多种语言文献而游刃有余，而此，恰恰弥补了当初王国维先生不懂蒙古文字的缺憾。而格日勒图先生的文献裒辑也便更为全面，更能进入当时的文学生态，更具说服力。总之，格日勒图先生以其出色的语言能力、深厚的文献根柢、严谨的治学精神、宽弘的学术气度不可辩驳地成为蒙古文论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
此外，格日勒图先生的文献根柢还表现在他对于清代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伦理学家哈斯宝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格日勒图先生在《新译红楼梦》校编过程中，通过发现译者哈斯宝及其回批，随之撰写了论文《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中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发表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汉文版，其后，立刻轰动了全国的“红学”界。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清朝末年优秀的翻译家和文艺批评家哈斯宝的被发现，堪称蒙古族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收获”。《光明日报》、新华社、香港《文汇报》以及国外一些报刊都争相发布消息和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在这篇文章中，格日勒图先生以“哈斯宝的被发现”、“哈斯宝其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史上的贡献”三个有机部分，以详细的历史资料，丰富的蒙、汉语言文献，有力地证明了《新译红楼梦》并非尹湛纳希家族的精神财富，而是哈斯宝的译作。“同时对这位销声匿迹近二百年的蒙古翻译家、文艺批评家给予了极为准确的评价，从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伦理研究等方面予以肯定，尤其阐述哈斯宝对于蒙古族文学理论的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发掘和刊登了（格日勒图）他的译作与著作，才使他名声远扬于文坛和学坛，从而人们看到了蒙古文学历史的一颗明星”。[4]全文资料丰瞻，论辩精省，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作者清晰的辨析思路、严谨的文献考据，扎实的文献功底。
学科意识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恩格斯语）。深谙此理的格日勒图先生对于蒙古文学遗产的研究自不肯止步于基础性的发掘、公布之上。在他的研究中体现了十分积极的学科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格日勒图先生就在蒙古族文学教材奇缺的情况下，他积极着手进行蒙古族文学史学科的基本建设，先后编著了《文学理论简编》、《创作论》，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美学概论》(王朝闻著)等一系列大学教材。
《蒙古族作家文论选（1721—1945年）》、《蒙古文论集录》是格日勒图先生对于蒙古文论的基本文献整理，这两部资料收集极为广博，对于目前已知可见的文献涸泽而渔，为整个蒙古文论研究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但在格日勒图先生的学术视野中，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格日勒图先生的真心学术雄心实在构建一套完整的民族文艺学。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格日勒图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未止步于文献资料的收录与搜集。相反，每一次文献收集的完成，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阶段的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早在1998年，格日勒图教授先生便在对于蒙古文论最新、最全的资料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理论力作《蒙古文论史研究》。该书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丰富，涉及到的问题众多，理论性较强，结论极具特色，开拓和建设了蒙古学的一个崭新的领域——民族文艺学。格日勒图先生在他《蒙古文学学科建设之己见》的论文中，更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蒙古文学学科的全面建设构想。论文首先指出：“人们从传统认识出发,将蒙古文学、蒙古语言和蒙古历史研究统称为蒙古学。蒙古文学研究涉及到整个民族文学的方方面面,其学科学术建设内容极其广泛。在国外,自19 世纪中下叶开始首先从俄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学者对蒙古文学学术研究尤其对蒙古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引起浓厚的兴趣,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国内,蒙古文学的研究历经元明清3代到20 世纪上半叶已有七八个世纪的发展进程,无论蒙古族母语文学研究还是非母语(汉、藏语) 文学研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积储和学业成就”。而后则从科研机构的设立、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前进、民族院校的建立等方面，全面概括了蒙古文学研究和蒙古文学学科学术建设所取得速发展，具体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增多,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而格日勒图先生的学科意识也正是在研究成果、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三个层面所体现的。
就研究成果而言，格日勒图先生首先肯定了民族文学史，指出“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来是重中之重,是整个蒙古文学学科学术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文学事业普及和发展的保障,对国内各高校相关专业课程建设起着关键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学者编写出版了涵盖蒙古族古、近、现、当代整个文学进程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研究性的,也有资料性的,成为我们蒙古文学界一大亮点”。随后又提出“民族文艺学的建设,旨在探索一个富具个性的共同理论的建设问题。无论从广义上去理解还是从狭义上去理解,文艺学作为理论指导性学科对文学研究始终起着统帅作用。民族文艺学的建设应是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环节,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和本民族文学实践的结合点上去建设,在共性中存在,在个性中发展,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探索蒙古文学的发展规律,努力铸造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诗学思想与理论个体。”最后指出，“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在蒙古族文学学术研究领域中一向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审美志趣高,研究队伍强大,是一门潜力很大的持续发展学科。我们编写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方面的综合研究著作和个案研究著作相当可观。口头文学和民族艺术的文化寻根、审美形态的探讨,以及不同体裁民间文学的分类研究,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研究,急需我们深入展开。发现和肯定蒙古文学界整体实力和特色研究,是我们成功前进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就研究领域而言，格日勒图先生除了对民族文学史、民族文艺学和民族民间文学三个支撑点予以重点关注外，对蒙古诗学研究、蒙古文论研究、蒙古史诗研究和蒙古文献研究也情有独钟，认为这是“我们的强项,或者说是我们的特色研究学科领域”。而“秘史学、江格尔学、格斯尔学、尹湛纳希学,当代作家研究、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非母语(即蒙古籍文人汉文和藏文) 文学研究、蒙古族族群文学研究”等专题研究,对整个蒙古文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就研究队伍而言，格日勒图先生指出，“就内蒙古自治区而言,正在形成一支以高学历、高专业职务、高信誉的专业人才为核心的蒙古文学理论研究队伍,能够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开展卓有成效的学科学术建设工作”。对此，格日勒图先生更是身体力行，除在传统与现代、借鉴与创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点上开创了一条蒙古文论研究之先河,为世人所注目外，更倾心教育，培养英才，时至今日，受到他影响的一些学者和所培养的硕士、博士已广泛从事蒙古族文论方面的研究，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在这一领域已形成老中青三代学者合力攻坚的合理态势。
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蒙古语言文学学科为全国重点学科点，这当然与格日勒图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力行积累、耕耘奉献密切相关，同时，格日勒图先生超前的、积极的学科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格日勒图先生对于兄弟院校，后学晚辈也多有关注。早在2002年，格日勒图先生便对山西大学文学院关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予以热情关注，并建议山西大学文学院成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正是在格日勒图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山西大学文学院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声有色，成果喜人。山西大学文学院于2005年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的一个主要方向便是倍受格日勒图先生提携、指导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
文化视角
与格日勒图先生强烈的学科意识相为辉映的则是他宽广的文化视角。在他早期对19世纪杰出的文学家哈斯宝的发现与研究中，便充分挖掘利用了各种文化遗产。在格日勒图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其宽广的学术领域相为呼应的文化视角。对蒙古族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格日勒图先生对于游牧文明的自身特点和以及蒙古族的历史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蒙古族文学在历史上形成了蒙古文、汉文、藏文、满文著述和布里亚特文学、卡尔梅克文学等多维结构。正因如此，格日勒图先生一向提倡全方位研究蒙古族文学遗产，其中即包括了蒙文、汉文、藏文著述的广泛内容，对于各种相关文学文献采取广收博揽的拿来态度。由之体现的正是他极为宽阔的文化视角。如他的文论研究，即是综合了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蒙古族审美意识、文艺主张和艺术哲学，并结合本民族传统文学理论发展与演变轨迹，充分考虑汉藏诸民族的文化影响，以这种广阔的文化视角探索蒙古族文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进而分析其个性和共性，提炼出蒙古文论发展的内在规律、
格日勒图先生曾在《文史哲》2002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在不同文明撞击下发展的蒙古文学》，该文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这篇文章中，格日勒图先生指出，蒙古文学是草原文明的产物，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13世纪是一个分水岭。蒙古文学是草原文明的产物。古时期的蒙古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学。原始先民们的神话传说、祭词神歌、祝词赞词、史诗和民歌犹如大海,源远流长。然而,最能体现蒙古民间口头创作成绩的要算民间叙事长诗,即史诗了。因为它产生于人类英雄时代,故也叫英雄史诗。其分布地区之广,产生年代之早,艺术成就之光辉,英雄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独占鳌头。1240年，堪称蒙古民族历史、语言、文学巨著的《蒙古秘史》诞生，他是蒙古书面文学的开山之作。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蒙古文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书面文学有了质的飞跃。漠南东部蒙古诞生了尹湛纳希这一划时代的文豪;与此前后,在漠南西部出现了俗称“莫日根格根”的罗桑丹毕坚赞;漠则有号称“五世诺颜尊者”的罗桑丹津热杰。他们三人,可称得上蒙古文学史上的三颗耀眼的明星。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古书面文学中出现的两股新气象。那就是,蒙古族汉语文学和藏语文学之兴旺昌盛。它对蒙古民族母语文学的健康壮大赋予了资料的和实践的经验。同时,在题材的扩展、文体的繁荣、风格的多样、语言的华丽、以及在创作和审美追求的活跃方面,对整个蒙古文学给予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蒙古文学的历史追溯与文化分析，格日勒图先生将蒙古文学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文化上的兼容性和自立性,导致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和稳定生存。蒙古文化早在民族形成以前,同突厥文化相互融合,并吸纳匈奴、鲜卑、柔然等游牧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所谓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在形成初期就有了兼容并蓄之特点。这对蒙古民族文学的形成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蒙古文化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蒙古民族地处蒙古高原,人稀地广,各种外界影响均不平衡,再加经济、历史、语言、心理素质之特殊,她的文化有其长期的稳定性。蒙古文学的独立自主发展,取决于这种内在原因。
第二，蒙古民族形成的艰难道路和经济发展的淤滞延缓,决定了文学反映内容的相对集中和文体表述趋于定型。
第三，语言的诗性和思维的直观模糊,决定了韵文作品的霸主地位和创作模式的固定倾向。自然的严酷,文化的原始,经济的单一,决定了人们思维的直观性与模糊性。这对韵文作品之产生赋予了思维创造空间。
第四，由于经济文化之特点,蒙古民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书面文学后来居上,二者互为渗透,转化衍生乃成了它另一大特征。
从这篇视野广阔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格日勒图先生立足文学本位的文化视角。在他对蒙古文学现象的分析中，常常综合借鉴其他学科的史料，宏观入手，从文明交往、文化交融的高度对相关文学现象做出深入阐释。这一点，在他对蒙古文学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中表现地尤为突出。格日勒图先生并未有就文学谈文学，将文学研究单一地局限于文学审美的狭小区域中，而是将蒙古文学放置于蒙古文化的多元交流背景之上，充分还原了蒙古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又此基础上，以严谨的思辨理路归纳出了蒙古文学在不同文明撞击之下所表现的基本特征，脉络分明，层次清晰，纲举目张，一目了然。以短短一万字的篇幅便梳理、归纳了蒙古文学的历史特征，足见作者过人的理论思辨能力，以及在此之后的深厚的文献功底。
又如文章称：“元代和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有过两次传入和兴起。随之，印藏文化即绘画、建筑、表演艺术配合宗教思想、佛教哲学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蒙古传统文化”。类似这样的文化分析，不仅在这篇文章中，在格日勒图先生的其他著作中，也是随处可见。正是拥有了这样的文化视角，格日勒图先生便可以举重若轻地将理论思辨提升到新的高度。正由于文化视角的观照，他的文学理论每每高屋建瓴，巨细无遗；正因为有了文化视角的切入，他所获得的文学判断往往准确深刻，入木三分。
总之，格日勒图先生是我国蒙古族文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驱巨擘，他对蒙古文论研究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奠基之功成为后世蒙古文化研究永远不能忽略的丰碑伟业。他积极而强烈的学科意识与他广阔的文化视野一道，在扎实、敦厚的文献基础之上，构建了一方民族文艺学的精美建筑，更营造出了整个蒙古文学研究恢弘壮美的瑰丽蓝图。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了内蒙古大学关于格日勒图先生的相关文献介绍、网页资料，特此鸣谢。）
作者简介：刘毓庆（1954－），山西省洪洞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万金（1979－），山西省阳曲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教师，博士。 [1] 参见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2]巴·格日勒图著.蒙古文论史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3
[3]巴·格日勒图编.蒙古文论集录[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3
[4]巴·格日勒图编.蒙古文论集录[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