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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衡:我的一个大学观2008-10-14    文字:陈叔衡


    大学,知识承接和开拓之处。前者属于教育的范畴,后者则是科研的实质。大学就是教育和科研的结合体。我认为,当今中国大学的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应以培养有良知的、有民主科学素养的、创造和谐的公民为重点。

    在当今大学争名进位热火朝天的时候,培养有良知公民的声音和创造精英的声音相比,在一个层面上,还显得非常微弱。从今天大学领导 “名和位”数字充斥的发言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今天的中国实在是精英教育的盛世。“名和位”的数字当然有很多方便的地方,一个是方便用来说明领导工作的成绩,另一个是方便用来向各种钱袋子申请经费,还有就是容易吸引一心想成为人上人的学子。培养有良知的公民,自然没有这三方面的方便。可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因缺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道德血液”而撼动中国社会整体诚信事件时有发生的时候,所有有良知的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曾经走过的教育之路,不得不环顾今日、静思过去和未来。如果这样做,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的教育中,“教”有余而“育”不足。如果这样做,我们也有可能忽然想起近百年前五四运动中的一个口号:“不作自了汉”,这一句不知道激励了当时多少青年成为新中国新文化的第一批建设者。在我看来,今天的新中国又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口号还是那一个:“科学和民主,不作自了汉”。

    科学民主的素养是纯真良知的提升,为社会和谐而奋斗是“不作自了汉”的当代体现。这一切当然是不容易实现的。令人不愿意承认而又隐隐感觉到的一个广泛现象是,学子在大学里往往要亲历校园利益的争夺战,目睹学校各方面折射出的社会陋习,学生干部中的腐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校门时原始纯真的良知,没有提升为科学民主的素养,反而在离开校门的时候大大打了折扣。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好像不是如何巩固和提升社会良知,而是如何同社会反良知势力和平相处,甚至是如何费尽心机地加入反良知的既得利益集团抢夺人民的财富,最终成为和谐社会的阻碍。

    2005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走访北京大学时对同学们说:“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就是为了不需要教。要提倡引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社会发展就是要使人的创造性思维迸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进步。”“青年人要脚踏实地。不图虚名,不务虚声,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不仅要学好知识和本领,而且要学会做人,用心思考,用心讲话”。

    温家宝总理这几句话对我有很深的触动。“是非能自辨”,“不务虚声,惟以求真”和“用心讲话”完全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大学培养有良知大学生的指导方针。社会上是是非非很多,常有不清。“是非能自辨”是大学生良知巩固最直接的动力源。今天的社会不缺乏声音,有大有小,有新有旧,有来自各种媒体的,也有来自各类饭局的。只有“不务虚声,惟以求真 ”才能是非自辨。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用心讲话”,把埋藏在一个人心中的“辨”在他的周围产生良性辐射,使更多的人“是非能自辨”,从而达到精神引领的社会效果,这正是我们希望大学生所能起到的社会作用。

    希望大学生毕业以后能够做到的,作为培养大学生摇篮的大学,应该率先做到。大学老师应该率先做到是“不务虚声,惟以求真 ”。这一条实现的前提或者说实现的基础又是大学领导体制对科学和民主的尊重。这又进一步取决于有良知的教职工和有良知的学校领导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对提供服务的集体进行评价中,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接受服务的人。学生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有方便的、受制度保护的对学校各种服务部门进行评价和监督的机制。教职工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进一步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科学民主机制,尽量避免在学校领导层出现“只务虚声,惟以求官”的风气,尽量避免在学校的日常运作中出现官老爷式腐败。审视自己的言行,变思想之紧箍为思想之解放,不要报告中讲的一套、心里想的一套、实际行为老一套。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密集的大学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社会的行为何在?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良知,那么就让我们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爱护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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