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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东：“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2010-04-22    文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刘宝东


    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时期还是在国外求学期间，无论是在革命战争的烽烟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和平年代，无论是在人生处于顺境时期还是在人生处于逆境时期，他皆能安之若素，刻苦学习。邓小平读书学习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善于将读书学习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真知灼见。

　　“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邓小平5岁入私塾发蒙，6岁入初级小学堂读书，11岁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6岁即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早年在国内学习期间，刻苦勤奋，从内容上来看，他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也接受了新式的学校教育，而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则始于赴法勤工俭学时期。

　　1920年10月，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做工之余，除了学习法文等知识外，邓小平还阅读了《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进步书报，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他回忆“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开始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第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当听到人与人相互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1926年初，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后，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深感“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因而他下定决心“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邓小平说到做到，从到莫斯科第一天起就分秒必争认真苦读，据他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记载，他初到莫斯科的前4天，就阅读了《前进报》第四和第五期、《列宁论党》和《向导》第一三九期。此后，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军事指挥等课程，并取得了优异成绩。1926年11月 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给邓小平写的鉴定书称：邓小平进步很快，“组织纪律性强”，“学习能力强”，“党性强”，“学习优秀”。

　　1926年底，邓小平回国后，即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虽然没有整块时间集中学习，但他仍然抓紧点滴时间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而读书依然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艰难的“文革”岁月，他也勤学不辍。在转移到江西时，邓小平带了几大箱子马列著作、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这些书籍充实了他的生活，引发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晚年离休后，邓小平仍坚持读书看报，直至逝世。

    “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学习”

　　邓小平读书最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他一贯倡导要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结合党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学习。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军事斗争夺取全国革命胜利，邓小平认为这时读书学习就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1941年5月，邓小平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的报告中提出：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人民群众或部队都要加强学习，“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倡导党的各级干部要围绕这个大局加强读书和学习。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夜，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只有“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的干部，“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

　　至于学习的态度，邓小平认为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只有虚心学习，将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关于学习的方法，邓小平认为“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而勤于思、敏于学、善于写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邓小平在读书学习过程中，特别重视总结经验，尤其推崇勤于写作。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就讲到，“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领导同志要克服畏难情绪，勤于动笔，“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要学习”

　　邓小平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极端重视全党同志的学习，每当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他都不遗余力地倡导全党同志加强学习，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面临着从革命到执政的重大考验，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加强学习的号召。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讲到，学习可以使我们避免“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学习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市委、直属党委要切实重视并行动起来。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呼吁全党同志要加强学习。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讲到：“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学习实际的空气。”同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再次提出，“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要在全党努力“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当我们党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之际，邓小平更是大力倡导全党要大兴学习之风。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谈到，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全党加强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变革，我们将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只有“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是可能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4月20日转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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