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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民：寻找价值定位的黄金分割点2009-05-08    文字：公共管理学院 李为民


    内容摘要：当代大学组织价值定位面临的困境缘于价值与现实之间多样化的矛盾冲突。分析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特征，应从考察其历史演进过程出发，选择连续动态的视角。大学组织价值定位具有内外互动、动态变化、内在冲突、非均衡化等特征。当代大学组织并不存在最优化和普适性的价值模式。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过程如同钟摆运动，应按照权变的思路，从特定主体的具体实际出发寻找价值定位的黄金分割点。

    关键词：大学  组织功能  价值定位

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现实困境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时代的来临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学习的国际化及目的的民族化成为推动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变化最重要的两支力量。[1]两种对抗性力量呈现出的异常迅猛的速度和强度，使整个大学世界面临着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冲突。对拥有深厚的自治传统、独立的价值追求、自由的学术风气的大学组织来说，如何在内部逻辑与外部压力的对抗之中找准价值定位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大学组织犹如受困的英雄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困境。

    当代大学组织价值定位面临的困境缘于现实与价值之间多样化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现在：大学组织如何既忠于促进普遍知识传播的理想，又能够使自己适应“自己的社会”的要求？大学组织作为知识的共同体，如何处理知识价值普遍化与知识运用权力化之间的矛盾？大学组织如何在坚守传统与推进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以及如何在变革过程中寻求优异与平等二元价值目标的平衡？大学组织如何处理角色、权力、文化间的内在冲突，实现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尊重、整合与协同？大学组织如何处理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实现有机结合？当代大学组织在坚守精神传统与适应时代要求之间的痛苦抉择，犹如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虽孕育着生机和希望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为了回应上述挑战，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了变革的浪潮，各国政府和各方学者就当代大学的价值功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对21世纪的大学使命和变革方向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高等教育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得以迅猛发展，在短期内实现了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跨越。与此同时，市场力量作为一种新兴力量，逐步成为学术力量、政治力量之外影响教育运行的第三种力量，[1]高等教育在结构层次与运行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内在变化，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和组织结构也随之发生转型，如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成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讨论的热点。然而，通过分析我国有关大学组织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研究者所选择和参照的现代大学模式并不相同，对大学价值功能的理解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研究者以欧洲古典大学为样板，强调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自由，有些研究者则以美国现代大学为典范，强调大学的学术生产力和社会服务功能；有些研究者强调大学应坚守传统，有些研究者则强调大学应持续创新；有些学者强调大学要效率优先，有些学者则坚持大学要公平为重。研究中的不同价值前设使有关大学组织价值功能的讨论始终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各方争论尽管激烈但流于表面，始终无法获得共识。

    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在笔者看来，这与我国学者习惯于从应然命题中直接推断出实然命题的研究思维有关。比如，相当多的研究者在对欧洲古典大学或美国现代大学的组织特征进行分析之后，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加以整合和提炼，预设成为理想大学组织的应然特征，并以此作为中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模版，进而提出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路径。此种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大学组织在价值与事实、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也忽略了不同的大学组织在历史源流与生存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举例来说，中外大学之间组织特征的差异，可能并非是以西方大学为模版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原因，更可能是不应按照西方大学为模版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原因。美国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描述：“知识分子在很多时代和很多地方具有把他们自己的时代认定为严重地缺乏优秀和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与未来的乌托邦前景之间犹豫不决的趋势；把现在存在的东西看作是错误的东西，但是把过去存在的东西看作是正确的东西，把可能存在的东西看做将会是正确的东西的趋势。”[2]

    因此，要想更为科学合理地回答如何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我们需要转变对大学组织研究的思想和方法。首先，要深化对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思考，对有关大学组织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追问：例如，人类社会是否存在共同认可的、具有普适性的、理想的大学模式？大学应保存什么样的遗产，应该迈向什么样的未来？大学如何能够在公平和效率、优异和均等之间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当大学组织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时，还能回归到学术乐园和黄金时代吗？其次，要转变对大学组织的研究方法，对大学组织的价值功能不仅要进行断代的、静态的研究，更要从大学组织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从连续的、动态的视角分析大学组织的特性，把握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特征。

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历史考察

    大学作为一个开启智慧、弘扬文化、传播知识的古老机构，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演化，从学术的象牙塔到社会服务站的转化，从相对封闭的自我系统向置身于社会生活中心的转变。大学组织的价值和功能正是在这一系列历史性的演变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产生于12世纪的中世纪大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渊源。中世纪的大学作为一种职业学者的行会，是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团体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术自由权，以及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中世纪大学致力于普遍性知识的传播，以“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为目的，以人文精神为价值核心，注重博雅教育，强调教育的非功利性、强调道德人格和批判精神。中世纪大学萌发出的办学理念和精神特质最终凝聚成为大学精神的内核，使大学的生命之树得以生根发芽。

    近代大学以19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为标志，将科学精神有选择地引入大学精神，积极提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大学不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任务，还担负着生产知识的责任。近代大学按照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中世纪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强调“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将学术自由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将受教育者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教育的最高的目标。近代大学的突出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大学科学研究的职能，通过变革大学内部组织管理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以个体劳动为特点的知识生产方式，建立了分工协作的组织化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二是将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极大地释放了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能，从而推动了社会公众智力修养的全面提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现代大学理念在美国提出，大学精神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终极目标，主张通过近期目标的实现去完成教育的使命。[3]在上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大力兴办公立高等教育，提出了大学向所有人开放，向所有领域开放的办学思想，明确把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特点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开始与社会各领域全面合作，社会需求成为大学生产知识的强劲拉力，知识生产的方式突破了大学组织的内部界限，从以往的组织内部协作生产的阶段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二是高等教育的政治本位和工具论的特点日益显明，教育为本国服务，为地区服务的价值观念影响巨大，高等教育与职业训练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技术引入了高等教育的内容，高等教育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目的得到进一步强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文主义的国际化思潮也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反思，开始关注人的主体意识，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教育学者对大学组织的反思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社会角色理论对人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进行反思，认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学者呼吁：“教育要少一点服务于提高人类的生产率，多一点服务于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帮助学生避免阶级与社会结构造成的非人性化与僵硬化。”[4]二是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进行反思。认为传统的将“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对立教育价值观，忽视了人的内在潜能的整体一致性，从而削弱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人变得更加被动和机械。教育要从重视思维、知识、技能的训练，拓展到重视思想、价值观、人格整个精神领域的全面发展。三是对教育的终极目标的反思，认为教育应该将人格完善作为自己独立追求的终极目标。教育学者认为，20世纪教育功利化的倾向日趋加强，国家对教育过度干预，导致了教育发展只为社会服务而排斥对人性的拓展，只顾社会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体权利的状况。以直接切近社会服务为目标的教育方式，往往导致学生成为“技术动物”，反映出知识传授和训练与人格教养和完善之间的失衡，当代大学必须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和谐发展。[5]

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特征解析

    通过梳理大学组织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到，大学组织价值变迁的历程实际上是大学与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大学组织与社会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使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层现出不同的特征。

    首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导性力量，如宗教、政治和经济等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大学，从而使大学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定位。在宗教成为社会主导力量时，神学信仰与自治是大学与宗教发生作用的集中表现；当政治成为社会的主要干预力量时，大学面临着如何统一国家本位与学术本位的矛盾；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筹码时，大学极端地膨胀了服务功能，充当着服务站的社会角色。正如伯顿·R．克拉克所说：“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到移植至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涵义和目的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论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6]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大学组织价值定位始终处于变化状态，相对稳定的状态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对西方世界历史悠久的大学做出分析之后，克拉克·克尔得出：“仅从外部和比较地来看，大学是所有公共机构中变化最少的机构。但从内部来看，它们的若干功能和它们的指导精神的重点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7]大学演进的历史表明，从中世纪大学的人才培养，进而发展到近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再发展到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大学组织的功能是逐步拓展的。中世纪大学—近代大学—现代大学之间转型的核心是大学组织价值模式的转型，每种价值模式均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不同价值模式之间转型花费了较长的时间。然而，随着大学组织累积的传统与现代社会需要之间的对抗日益增强，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变化周期越来越短。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从最初的不同价值模式之间的转型发展成为同一价值模式内部不同价值主题之间的转换。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就经历了两次变革的浪潮，第一次浪潮的主题是“更大的平等”，而第二次浪潮的主题则是“更强的能力”。[8]正如美国前密西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所说：“教育机构必须要有更强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来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服务。……变化已经不是被看作威胁，而是令人兴奋的机遇。”[9]

    再次，大学组织价值定位充满了矛盾和博弈，冲突是大学组织的常态。从大学组织的演进历史看，大学组织的每一次转型都经历着价值与现实对抗，带有深深的斗争烙印；从大学组织的内部结构看，存在着角色、权力、文化的诸多冲突，经历着彼此激烈的博弈；从大学组织的价值目标看，无论是优异与平等、公平与效率、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坚守精神传统与适应社会需求，各种价值目标之间本身就呈现出对立性，不同主体对大学价值功能在认知上的差异则加剧了矛盾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内在冲突性并不是大学组织的生存障碍，而是大学组织保持活力的基础，诸种矛盾之间的张力使大学组织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和免疫力。因此，大学组织价值定位所追求的目标并非是消解冲突，而是力求使各矛盾要素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既保证大学的有序运行，又能激发大学的制度创新，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增强社会适应性。大学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商。

    最后，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并非是追求均衡化的天平状态，而是始终处于调整和优化过程中的钟摆状态。大学组织价值定位取决于其构成要素之间匹配状况和互动关系。从大学组织发展的历史看，在追求真理这个永恒的主题之下，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与传统、平等、优秀三个要素关系最为密切，克拉克·克尔将其称为“影响高等教育的对抗三角形”。[10]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考量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发现，三者之间并非处于均衡化的天平状态，而始终处于改进中的钟摆状态。以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为例，欧洲大学组织“传统”和“平等”因素对其价值定位的影响较大，“优秀”因素影响相对较弱，因此，欧洲大学组织变革的方向以增进“优秀”为主要目标；美国大学组织“优秀”和“平等”对其价值定位的影响较大，“传统”的影响相对较弱，因此，美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方向以回归“传统”为主要目标。笔者认为，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的过程更接近于钟摆的状态，是以某种价值构成要素为支点，以其余两种价值要素为端点，在一定的摆幅范围内所做的钟摆运动。

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现实思考

    从普遍意义上看，大学组织作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其学术性和教育性决定了独特的价值追求。考察大学组织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到，传统、优异、平等作为构成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基本要素，各要素间并非是均衡发展的。大学组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土壤中，在与外部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各价值要素此消彼张、动态变化，从而形成了大学组织复杂多样的价值模式和价值主题。大学组织价值定位所呈现出的内外互动、动态变化、内在冲突、非均衡化等特征，使我们有理由得出大学组织并不存在最优化和普适性的价值模式，只存在最适宜某个特定主体、特定阶段的价值定位。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过程如同钟摆运动，应按照权变思路，从特定主体的具体实际出发寻找自身价值定位的黄金分割点。这种思维方法对探寻当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建设之路具有如下启示：

    首先，大学组织应从价值定位动态变化的特征出发，主动及时地调整价值目标，缓解自我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对抗。大学组织演进的历史显示，大学组织基业常青的真正秘密，就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能主动按照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及时调整价值定位，找到其发挥价值功能的有效方式，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对不同的大学组织而言，谁能将自我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价值目标整合的越好，谁就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学组织的资源依赖性和脆弱性也决定了大学必须通过“变”以满足社会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其价值功能的实现是动态的，是保持相对开放与适度封闭的有机统一，是“执守”与“应变”的有机结合。这对中国大学的启示是，应该将应然的大学价值与实然的大学价值定位相区别，只有永恒的价值追求，没有永恒的价值定位。

    其次，大学组织应从价值定位内外互动性的特征出发，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价值目标，缓解内在逻辑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对抗。大学组织既不能回避历史，也不能回避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如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的：“认识到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条件的不同以及对环境变化应对措施的不同，是解决大学治理问题的起点”。[11]从这个角度讲，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应归属于特定的时空坐标。对不同的大学组织而言，谁能使价值定位更契合外部环境的要求，谁就能更充分地发挥价值功能。这对中国大学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化地以西方大学作为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模版，也不能以西方大学价值标准作为中国大学价值定位的标准，最优化的大学制度应该是最适合本土实际的大学制度。

    再次，大学组织应从价值定位的非均衡性特征出发，确立主题鲜明价值定位，在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中寻求发展的机遇。组织的价值定位是组织目标的核心，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灵魂，直接影响着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传统、优异、平等作为构成大学组织价值定位的基本要素，三者间不同的匹配状态形成不同的组织价值定位，进而形成相互区别的组织特征。组织特征的差异性是打造组织核心竞争力，寻求发展新机遇的重要策略。对特定的大学组织来说，其价值定位的目标并不需要追求所有价值要素的均衡化发展，而应该有所选择和侧重，但应避免过度极端化倾向。这对中国大学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化地用追求大而全的方式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组织的价值定位要避免空泛和求全，价值目标应具体明确、主题鲜明，没有特色就没有一流大学。

    最后，大学组织应从价值定位的内在冲突性特征出发，避免用单一化的办学模式容纳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目标。高等教育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诸多冲突很难在功能单一化的办学模式中得以协调平衡。因此，应促进大学组织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以缓解大学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大学群体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大学学术活动的质量，也决定了大学与社会的相关程度。多样性为大学注入新鲜血液，不仅有助于大学履行社会义务，还直接有助于为大学的教学和学术增添知识活力。[12]大学组织的多样性将促使教育的价值目标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得到整体平衡和充分实现。这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启示是，应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入手，通过分化大学组织职能，增加大学组织的层次和类型，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使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得以优化配置。具体而言，在学术要求较高的大学组织，强调优秀原则和英才主义，在学术教育较低的大学组织，在入学和转学机会上强调平等原则，在促进最有能力和动机最强的人方面是英才主义，从而更好地实现既普遍入学又促进优秀的价值目标，[13]这也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1] 劳凯声：《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教育研究》，2002年第2 期，第6页。
[2] 克拉克·克尔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75页。
[3]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王承绪等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第30—52页。
[4] 康乃尔：《20世纪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5] 王坤庆：《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第271—278页。
[6] [美]伯顿·R. 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7] [美]克拉克·克尔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75页。
[8] [美]克拉克·克尔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4-60页。
[9]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世纪的大学》，刘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22页。
[10][美]克拉克·克尔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0页。
[11] 转引自阎凤桥著：《大学组织与治理》，同心出版社，第62页。
[12]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世纪的大学》，刘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84页。
[13] [美]克拉克·克尔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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