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以下简称《五百年》）于2014年1月出版了。我有幸于2月21日得到了《五百年》，怀着求知和崇敬的心情，从25日凌晨3时50分起，以闻鸡起舞的精神开始阅读，3月8日粗读完毕。我按照自己读书就要作各种类型的读书笔记的习惯，9日起写下这点心得体会。
首先，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五百年》虽然只有15万多字，但它确是一部图文并茂且具有创新的鸿篇巨著，写得好、写得精彩。这是一本党员干部读本，15万字可谓恰到好处。在首席专家顾海良的主持下，参加审阅书稿、初稿撰写、统稿修改的著名专家学者共有45人。充分说明，集体智慧决定了《五百年》具有很高水平。
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列著作的精髓，100多位编译专家，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 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于2009年底出版发行。《五百年》自始至终利用马、恩、列著作的最新译文，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人类历史智慧的总汇，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从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劳动人民就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五百年》一开始就指出：“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源远流长。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代中国有思想家提出“大同世界”，对原始共产主义作了描述。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理想社会提出了构想。（见1-2页，凡仅注明页数的，均出自《五百年》，下同）
《五百年》的结构是，除前言和结语，其中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是讲马克思、思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第三部分是讲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第四部分是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模式及其在东欧的兴衰；第五部分是讲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实践即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第六部分是讲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可见，《五百年》这个结构在学术界尚属首次，它高瞻远瞩，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
每一部分中，都分成四个专题加以阐述，史论结合，文风通俗，逻辑严密，做到了思想性、针对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特别是第四专题，都是该阶段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些精辟的总结在学术界更属首次。这是《五百年》高超水平的主要体现。可以预见，它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以史为鉴，这是历史科学的独特功能。
下面，我结合对《五百年》的学习，谈谈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粗浅认识和体会。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飞跃及其伟大意义
1516年莫尔写作的《乌托邦》，可以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开始。19世纪30年代，在这个思潮中，正式出现“社会主义”这个词汇，但其思想体系仍是空想的性质。德国的闵采尔却提出了通过暴力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消灭压迫和剥削、平等民主幸福的“千载太平天国”，这个思潮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正式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汇，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空想共产主义”。上述两个“空想”派别，在一些著作中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但其政治主张却有差别，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指出的；“各国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是充满革命精神的。”“法国的所有共产主义者都责备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的温和，他们和这两派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拒绝任何‘以和善态度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英国的宪章派主要以同样的特征和社会主义者有所区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第1版第3卷第249页。以下简称全集）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尽管空想共产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充满革命精神”，但它们都是空想性质，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取得最终解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肩负社会历史重任，必须创立一种新的理论，既沿用它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名称和合理因素，又要与其有区别，特别是在性质上要有质的飞跃。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全集3卷595页、18卷305、700页）或叫“革命社会主义”（全集7卷104页）。特别是1880年恩格斯应马克思二女婿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3章（“引论”的第一章、第3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发表时，恩格斯命题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以表明两者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发生了伟大的飞跃。（见全集19卷201—247页）《五百年》的作者忠实执行恩格斯关于读原著的教导，第二部分的第4专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见054—062页），紧紧扣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著作，高度概括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为五个方面，纠正了过去受形势的影响把本来不是马克思的东西硬塞给马克思的做法，还了马克思的原貌。这就是《五百年》的成功之处。
社会主义为什么能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这是由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论述，《五百年》也解说清楚了。这里我想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作用，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发展就是旧东西的死亡，新东西的产生。据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产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合乎规律的；同样，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合乎规律的，而且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样无产阶级就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科学基础和胜利信心。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革命意义在于：第一，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论证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真实关系，打开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猜不透的秘密，找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论证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正如恩格斯说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亮。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全集20卷222页）第二，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无所有，是整个资本家的奴隶。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扩大生产，更新设备，结果使生产日益社会化，造成资本主义灭亡的物质条件，使无产阶级日益成熟，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第三，剩余价值理论展示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正确道路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特别是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阶级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阶级路线就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被剥削者当然是依靠者，剥削阶级当然是打击对象；剥削阶级中的剥削程度不同，无产阶级对它们的政策也就不同。阶级路线是革命路线的核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
所以，恩格斯说，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大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发生了飞跃。“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卡尔·马克思》）
科学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制定战略和策略理论的基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也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列宁的伟大贡献
对列宁著作的编辑出版和对列宁的研究，在世界可以说浩如烟海。有人统计，列宁著作是被引证讨论最多的，在世界思想家中排在马克思、亚里斯多维、莎士比亚之后，列第四位。（引自1994年8月27日《光明日报》）
根据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3月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着手出版列宁全集，先后出版五版。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所以，中国一向重视列宁著作的出版和研究。1955年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译成汉文共40卷出齐后，又根据俄文第5版未译的列宁的论著译成汉文共10卷《列宁文稿》出版。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重要理论文章。1984年，中国自己编译的60卷的《列宁全集》开始出版。《五百年》就是根据列宁的原著、特别是5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这一最新成果而研究，同时作者们牢记毛泽东关于列宁是无产阶级的一把“刀子”和邓小平关于我们“没有丢列宁”的教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以下简称文选），因而《五百年》第三部分高度概括了列宁的伟大贡献，与过去的有关研究相比，有显著的突破。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4.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是《五百年》的一个灿烂闪光点，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由于斯大林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列宁的这些思考被埋没，这是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在苏东的改革中，虽然有人想起了列宁晚年的著作，但未成主流，最终走到了“休克疗法”，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根据他的“新思维”而进行的“改革”(汉译应为“改造”或者“重建”)，背叛了列宁的思考，导致了思想混乱，组织分裂，经济混乱大滑坡，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大挫折，处于低潮。
历史付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幸运，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当时被誉为在苏联学习的“理论家小组组长”的邓小平赶上了正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数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列宁的晚年著作，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列宁播下的种，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科学社会主义闪耀着强大的生命力。
三、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苏联的伟大成就，苏联模式的弊端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教训
《五百年》第四部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挫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摸式的兴衰”是写得成功的，线索清晰，特别是总结原因和分析教训上，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发挥了历史和理论的社会功能的作用。
（一）斯大林的历史功勋和苏联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和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党、政府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影响人之一，时间长达30年。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驻地，社会主义阵营之首，时间长达70年。《五百年》第94——102页对斯大林和苏联的阐述，史论结合，是全面的、正确的，一些观点是首创的，特别是第99——102页的四个方面归纳得相当好。
俗语说，金无足金，人无完人。从实践论认识论观点看，一个人出现缺点错误，一个新社会制度国家产生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正确对待缺点错误和失误。
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在理论上主要是两个失误：一是在思想方法上，在一些向题上，离开了唯物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为“对立的斗争……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由数变到质变的这一过程的内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提法有悖于马恩列的论述。（请读马恩全集第4卷146页、20卷401页，列宁选集2卷608、711——712页）他用这个哲学思想去指导工作，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造成了1937——1938年的肃反扩大化。该事件成为后来赫鲁晓夫等反斯大林的重要借口，也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说明了恩格斯关于“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教导的正确（见全集20卷399页）。二是在唯物史观上，不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讲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法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见《论苏联宪法草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违背马克思关于党内中央委员会必须统一、党内派别争论和批评应遵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马恩全集》8卷636页），不像马克思对维利希的批评，赫氏采取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方法；事后，赫氏学习英国封建复辟王朝对待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进行鞭尸的手段，对斯大林进行鞭尸。赫氏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说“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赫氏的言行，丑化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正如普京说的，全盘否定苏联，那是没有良心。
（二）“苏联模式”及其弊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建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但这都是在局部地区的实施，而且主要是适应战争的需要。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进行，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必然，建立人民自己的统一的国家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只能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取经。解放后初期，在人们的心中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采取“全面学习苏联”，甚至是移植措施。例如我在1951年读大学时，规定一律学俄语，课堂讨论搬用苏联的叫法“习明纳尔”。1955年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时，苏联专家西德洛夫给全体研究生开设《在苏联如何当研究生》的专题讲座。
《五百年》在102—106页对斯大林领导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全面、高度的概括评价（作用和弊端），可以说相当精辟，并谓之为“苏联模式”，这是其他学术著作中所没有的。有的人曾用“斯大林模式”冠名解释，实际上是诽谤社会主义。这是两种立场、历史观的结果。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认识较早，认定必须自觉地进行改革，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就是明证。改革的步骤是首先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改革的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111、142页）
（三）苏东的改革剧变及其历史教训
从苏东改革剧变之时起，时至今日，有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可以说，《五百年》是最好的了，特别是114—116页分析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三个直接原因，116—119页总结导致苏东剧变各种因素的综合六个主要方面，真是画龙点睛，读后真是能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五百年》根据邓小平的总结，在第115页说：“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最为关键的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归纳得多好！
毛泽东健在的时候，就觉察到了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丢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邓小平根据苏共丢了马克思、丢了列宁的教训，继续大敲警钟，毛泽东也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啊！”（文选3卷369页）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共领导人过去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的亲身体验中感到，必须进行调整和改革，但他们进行的“改革”不是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自觉地进行有条不紊的改革，而是走向了反面。可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实际上是反斯大林运动。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这位自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转引自《科学社会主义》2000年第6期：《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的自供》）的人，也打着“改革”的旗号，并于1987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改革”应译为“改造”）。稍微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戈氏的《新思维》实质上是当代的伯恩施坦主义。《五百年》概括得好：戈氏的“运动”，“从彻底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和攻击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否定整个苏联共产党，歪曲丑化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
苏共内部出了问题还表现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以两面派的手段，混到了政治局委员、总书记的位置，成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得出的结论多么正确：“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195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30页）
苏共内部出了问题还表现在，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教导：“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全集1版17卷468页）在与决心要消灭苏维埃、搞垮社会主义的叶利钦生死决斗关头，派去抓捕叶利钦的一个师成了叶利钦的卫队。苏共的惨痛教训，再次证明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论联合政府》），是多么的正确！
中国人民还不要忘记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搞垮苏共、苏联的共产主义的同时，他与国际上的反共、反华势力一样，从未放过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戈氏1989年5月访问北京时，曾从汽车里走出来，妄图在群众中煽起动乱。但内心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中国人民坚定地跟党走。戈氏后来哀鸣，没有搞垮中国共产主义，这在他一生中“是最大的遗憾”。（转引自《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的自供》，《科学社会主义》2000年第6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人民很幸运，从苏共垮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中得到了教训，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教导我们：“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转引自《学习活页文选》2013年第38期第21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看家本领”（同上书第26页）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伟大意义
《五百年》的第五、六部分是阐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总结，尤其是第五部分的第3、4专题紧依中央精神，概述得相当精彩，第六部分的第4专题完全创新，阅读后使人得到鼓舞，勇气倍增。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过高度的概述。他说：“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转引自《求是》2013年第1期）
下面，对这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作简单的阐述。
（一）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哺育下成立和壮大起来的。（见125页《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的中译本图片。拙文《<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乌兰主编《核心力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文集》等书刊载）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直接帮助下，按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只要把集党纲和党章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共15条《中国共产党纲领》与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列宁于1903年7月提交的俄共（布）党章说明（见《列宁全集》汉文1版6卷441——442页）和通过的党章一起阅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按马克思、列宁领导的党的理论和风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普遍规律是通过特殊规律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采取措施时，明确指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当然是不同的。”直到恩格斯的晚年，他还强调，必须实事求是，把马克思的理论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相结合，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教条，是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1版35卷385页，36卷301、576、584页）列宁也多次说过：“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们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汉文1972年版1卷203页、209、674页；4卷243、24、246页）1923年，列宁逝世的前夕，他还说:“我们的政治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同上4卷692页）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遵照马列的教导，探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1922年7月召开二大所通过的关于民主革命的纲领，1923年6月三大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蔡和森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特别是1927年9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失败，他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建立第一个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延安时期，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大法宝”。（见《<共产党人>发刊词》）
从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运动，达到了全党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扩大）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在红区的正确路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在白区的策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的结果。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讲话，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路线。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以《论党》的书名出版），全面阐述了王稼祥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科学内涵，并将具体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为全党所接受。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这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第一，理论是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志。第一次飞跃使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发展到成熟，表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党，掌握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军队、领导各革命阶级和革命政治派别的统一战线以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第二，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在由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时代，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于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保证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三，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办法。这个办法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政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成为现实。国内国际的条件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大改造，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文选3卷346页）其次说明，只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落后的国家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为亚非拉树立了榜样。（参看拙文《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载《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第四，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五百年》第五部分第四题对探索首次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概括为八个方面（见156—164页），这是全书又一闪光的亮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力的驳斥了捏造的谣言（见《学习活页文选》2012年第2期19——32页）。不幸的是，正如邓小平多次总结的，1957年开始了“左”的错误，这些可贵的探索没有得到贯彻。（见文选3卷136、253、264页）
（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形成
从1957年起，毛泽东在方法论上局部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局部地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陷入了唯心史观，发动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情的“文化大革命”，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导致社会主义法制被破坏，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乘机掌握了部分国家权力，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巨大的危险。
但是，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现之一是靠自身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形成了新时期的基本路线。
中国人民有以史为鉴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善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在邓小平10多次谈话的指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民又走上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伟大旗帜。
1.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文选3卷63、116页）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见全集1卷460页）因此，在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二大首要任务是解决理论问题。邓小平在开幕词中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命题，它标志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开始。后来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从不同的角度作了阐述。党和政府的文件作了精辟的概括，特别是根据邓小平的10多次谈话而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0条，十三大报告列为12个方面，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形。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列为九个方面。十三大和十四大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普遍进行了研究，本人在学习中写作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刊载于1998年3月10日出版的《内蒙古大学》校报第422期）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见文选3卷373页），是500年来社会主义理论最为精辟的，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拥戴和接受。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全党要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党章》第三条规定，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通过的党的章程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三条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明文规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健在时，就考虑到世界的情况，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指出，苏联出问题关键在党内，“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文选3卷380页)因此，他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立即开始考虑“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这样的党’的问题。不建设好党，就根本谈不上搞社会主义。但是，邓小平年事已高了，没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就走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肩负历史重任，执政为民，沿着邓小平的思路走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以来的建党经验，特别是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用改革的精神在党的建设中进行创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握事物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共运和中共自己的新情况），紧跟时代，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否则就会像苏共、国民党、自民党等那样的下台，被淘汰，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葬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思想路线上和认知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步一步地将党的建设推向前进，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去广东茂名进行调查研究，并在那里作了“三讲”教育的动员报告。江泽民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明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2002年党的十六大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鼓舞下，本人撰写了《论“三个代表”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地位》一文。)
3.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党的十七大整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讲发展，唯物史观则是讲通过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共产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促进派。邓小平理论则是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即稳定是条件，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即邓小平经常强调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3卷137页）最后，邓小平概括：“发展才是硬道理。”（同上书377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了建设好共产党，为此，党的十六大规定：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2002年10月，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思路，2003年10月，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这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说：“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4版，169页）后来，胡锦涛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发：发展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发展的布局是五位一体，发展的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本人经过学习，写作了《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很荣幸被收入在教育部关工委指定的大学生读本《光辉的旗帜—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一书中。）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在政治报告中，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2011年建党90周年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第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邓小平多次强调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扩展“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完整了。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三个内容各自的作用，这就是：特色道路是关键的实现途径，特色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特色制度是根本保障。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这是真理。十八大号召：“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样，从邓小平理论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最终完成，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必将带来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500年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能否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为此，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十八大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政党的任务，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其次，是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新的“中国奇迹”。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全球年均仅为2.8%。过去日本20年“奇迹”年均为9.2%，“亚洲四小龙”为9.1%。中国经济总量由第10位升至第2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近30%，占首位。钢铁、汽车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倍和58倍。13亿人口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再次，鼓舞了人心，增强了信心。只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达到小康，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事业，与各个国家、民族息息相关。只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将推动事业的发展，对人类历史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更高的要求来说，《五百年》在极个别地方有值得改进之处，如：引证革命导师的话加了引号，就最好注明出处；有两处事实要更准确一些：一是第44页说：“1864年10月，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成立”，时间最好改为“1864年9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第1版第16卷第5、707页，另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第一国际》，三联1965年，第二章）。二是第107页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苏共20大、22大文件和毛泽东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注明，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总之，《五百年》是党员干部教育的极好教材，值得好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