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辛亥革命与内蒙古政治》的纪念文章，主要讲辛亥革命当时内蒙古的政治状况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想到辛亥革命与蒙古民族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拟就此谈点看法，与学界同行和政界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们交流切磋。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无疑对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从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深入人心，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为以后民主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使民主共和在辛亥革命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没有改变。辛亥革命的进步性与不彻底性，对蒙古民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一、辛亥革命对蒙古民族的激荡
在20世纪头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时，内蒙古特别是在蒙古民族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势。蒙古族各阶层，包括部分王公上层在内，对清朝政府实行以放垦蒙地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对蒙新政极其不满，内蒙古从东到西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垦运动，在清朝统治中国的后院点燃了一把反清怒火，可以说它对刚刚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自发的呼应。当同盟会的活动传到内蒙古以后，蒙古族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同盟会，在武昌首义之际，内蒙古绥远地区的蒙汉族同盟会员共同发动了反清起义，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其内涵深刻，表明蒙汉族中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觉者，以组织形式走到了一起，民主思想把他们结合了起来。这在边疆地区算不多见，是蒙汉民族关系史上值得称道的事情。从上述两点可以说明，内蒙古地区尤其是蒙古民族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在辛亥革命使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政权更替之际，蒙古地区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在外蒙古宣布“独立”的时候，内蒙古亦有部分盟旗响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中外史界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就外蒙古“独立”而言，既有外蒙古王公上层对清朝政府由原来的满蒙联姻间接统治蒙古，逐渐转向满汉联合直接统治蒙古的对蒙政策的不满；同时也有觊觎蒙古已久的沙皇俄国乘机策划外蒙古“独立”的一面。就内蒙古而论，蒙古王公上层同样存在对清朝对蒙政策转变的不满，在不甚明了外蒙古“独立”真象的情况下亦有响应之举，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说到辛亥革命，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意是涉及民族问题的错误主张，由此促使蒙古民族产生离心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了当时内蒙古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在政治大动荡的时刻出现这种局面，似乎不足为奇。事实上，在往后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还原了历史的原本。中华民国建立后，经过内蒙古东、西蒙王公会议，内蒙古的王公上层的绝大部分达成了赞成共和、拥护民国的共识，内蒙古的局势渐渐稳定了下来；外蒙古也经过中俄蒙谈判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沙皇俄国倒台，也取消了独立，回归到中国的管辖之下。至于1921外蒙古人民经过民族民主革命，实现了民族解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与前者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
我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对内蒙古政治的激荡。
二、辛亥革命对蒙古民族的影响
辛亥革命在内蒙古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对蒙古民族的思想解放，思索民族前途，起了启蒙作用。如果说清末内蒙古蒙古民族反垦斗争的直接目的是保护牧场，维护生存条件的话，而辛亥革命之时或之后，像云亨、经权等蒙古族辛亥革命志士即以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意识，投入了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这是难能可贵的行动。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贡桑诺尔布是一位改革派王公上层，在民国政府任蒙藏院总裁。这说明辛亥革命在蒙古王公上层中也产生了顺时势而行的思考。
蒙古族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在辛亥革命民主思潮的激荡下，相当普遍地开始思考民族的出路，萌发了拯救民族、探寻民族前途思想。如呼伦贝尔的达斡尔蒙古人郭道甫，倡导教育救蒙，兴办蒙古族新式学校，进而撰文著书，谈论蒙古问题，辛亥革命时代的民主思潮无疑对他产生了启示作用。又如卓索图盟喀喇沁旗蒙古族青年白云梯、察哈尔部蒙古人恩克巴图等知识界人士，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进而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堪称蒙古族中的先觉者。辛亥革命前后，在喀喇沁右旗崇正学堂、归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以及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蒙古族青年学生，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在他们中传播，既感到新鲜又在回味思索，自然与蒙古族被压迫、受歧视的境况联系了起来，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启发。辛亥革命以后的蒙古族牧民运动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以伊克昭盟“独贵龙” 运动为例，反封建斗争显现出较前更明显的民主色彩。以锡尼喇嘛为首领的乌审旗“独贵龙”在该旗王府附近安营树旗，反对该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出卖旗地，压迫民众，居然杀死了王爷福晋，迫使民国政府蒙藏院革了察克都尔色楞札萨克职务；以阿尤尔扎纳为首领的达拉特旗“独贵龙”也举旗反抗王爷的封建统治，与王府形成对峙局面，甚至进行武装反抗。这都与以往请愿为主的“独贵龙”有所不同，颇具民主革命色彩。
因此，辛亥革命对内蒙古蒙古族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对蒙古民族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时代趋势具有启蒙作用。
三、蒙古民族的觉醒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中华民国政府被北洋军阀窃夺，封建军阀的统治取代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帝国主义侵略者依然深化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未能改变，中国各族人民的悲惨命运仍在继续。五四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然一新。辛亥革命对蒙古民族产生的积极影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后，蒙古民族政治发展产生了全新的变化。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学习的蒙古族青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内蒙古蒙汉各族青年以极大的积极性响应五四运动，掀起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荣耀先、白海风、吉雅泰、李裕智、奎璧、多松年、佛鼎、云润、云泽、王瑞甫、纪松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蒙古族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以白云梯、郭道甫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和知识界人士积极筹组内蒙古国民党，这既与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密切相关，也受苏联和外蒙古革命的影响。蒙古族中的这两股反映时代民主进步特征的势力，与辛亥革命民主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不无关，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后民族解放、人民民主思想的升华。在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潮流中，不管是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或组织蒙古民族的革命政党，在当时都是在历史进步潮流中反映蒙古民族觉醒的标志，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思想的发展。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正式建立了国共合作。蒙古族人士恩克巴图、白云梯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年底，孙中山北上北京，发动国民会议运动，与李大钊共同主持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白云梯随行至北京，并与郭道夫等一批蒙古族社会进步人士在北京会聚，共商召开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和组建内蒙古国民党。遂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两党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冯玉祥的国民军共同支持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代表内蒙古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政党。192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了热、察、绥、包4个党的工作委员会，并帮助中国国民党建立了热、察、绥、蒙4个党部，国共合作在内蒙古形成。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同发动了内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可以认定，蒙古民族从辛亥革命的激荡、影响走上觉醒，虽然时间只有十多年，但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过程，既有蒙古民族潜在已久的内在因素，又有多方强烈的外部影响。就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民族关系问题，即在变迁中蒙汉各民族从理念到行动相互靠拢，直至走到一个阵线上，为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共同斗争。这也许是共同命运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为参加“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关系研讨会”草于2011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