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思想教育 > 理论园地 > 正文

郝维民：内蒙古革命中蒙古族共产党人的光辉2013-09-13    文字：郝维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经历了近30年的光辉历程。党在探索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纲领、方针、政策的同时，培养了大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及蒙古民族干部，成为开辟、发展和取得内蒙古革命胜利，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坚力量，在党的历史上闪烁着光辉夺目的风采，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②]这些科学论断。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成功的范例，内蒙古更是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良好榜样”、“光辉典范”。[③]在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势下，重温光辉历史，特别是全党在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蒙古族先辈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的事迹，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讨论建党问题时即指出：“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 [④]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⑤]这是中国共产党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1923年，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从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入手，开辟内蒙古的革命工作。当时，在北京，尤其在北京蒙藏学校汇聚了一批蒙古族青年，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敏锐地发现了他们，迅速地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频繁接触，介绍国内外时势及俄国十月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讨论蒙古民族的历史与其遭受民族压迫的现状。饱受民族压迫之苦的蒙古族青年，第一次呼吸到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新鲜空气，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于是，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的荣耀先，东部喀喇沁旗的白海风等当年即加入了共产党；从是年起，蒙藏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陆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中来自土默特旗的多松年、李裕智、奎璧、吉雅泰、孟纯、佛鼎、云泽（乌兰夫）、云润、高布泽博、朱实夫、康根成、贾力更，云霖、任殿邦、云继珍等，察哈尔的纪松龄，准格尔旗的奇子俊以及喀喇沁旗的吴之征、王瑞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蒙古族青年在同一时期成批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中国其他省区、在其他少数民族中是没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仅有的。同时，蒙古民族的革命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也有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白永伦、德力格尔、宝音巴特尔、孟克吉尔格勒等大批蒙古族青年，以及达斡尔族郭道甫、福明泰等，成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等曾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内蒙古地区这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及革命者，与当地成长的汉族党员以及党从内地派来的共产党员，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发动了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在这批蒙古族共产党人登上内蒙古的历史舞台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内蒙古地区党组织创造了干部条件。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了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4个省一级党的工作委员会，蒙古族共产党员吉雅泰、李裕智、多松年任绥远、包头、察哈尔工委的书记，热河汉族共产党员陈印潭、杨洪涛曾任热河、察哈尔工委的书记。同时，他们促进内蒙古地区的国共合作，主持建立了中国国民党热河、察哈尔、绥远、蒙古等4个党部，吉雅泰、李裕智与陈印潭、杨洪涛担任四党部负责人；协同共产国际、国民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帮助创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为组织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

    为了培养蒙古族干部，党先后选送荣耀先、白海风、王瑞甫、朱实夫、云继先、云星槎、荣崇仁、荣尚义、云继章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选送贾力更、高布泽博、赵文翰、任殿邦、李春荣、麟祥、云继珍等7名蒙古族青年和王建功、郭宝安、郭宝山、左天顺、马德照等10名汉族青年，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学习；选送佛鼎、奎璧、赵诚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选送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康根成、荣照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蒙古族青年有佛鼎、吉雅泰、白海风、纪松龄、高布泽博、白永伦、宁春发（即德勒格尔）、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徐寿坤、海文远、宝音巴特尔等，东大专门设有内蒙班。

    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形成百余人的民族民主革命队伍，活跃在内蒙古草原上，甚至涉入全国和世界革命的舞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有生力量。多松年是中共五大代表，赴武汉参加五大；白海风是中共六大代表，在苏联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

    在全国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年月，内蒙古革命也随之处于低潮，蒙古族共产党员李裕智、多松年、荣耀先以及蒙古族革命者旺丹尼吗、锡尼喇嘛、德钦一心诺尔布、恩克巴雅尔等先后牺牲。中国共产党为坚持内蒙古革命进行了巨大努力，党组织逐渐恢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逐步聚拢，革命红旗迎着反革命腥风血雨中继续在草原上飘扬。1929年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派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及联共党员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和列宁共青团员德力格尔回国，在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恢复革命活动。佛鼎、乌兰夫、奎璧组成中共西蒙工委，长期坚持隐蔽斗争。同时，中共党员云润、奎璧、赵诚、贾力更、李森、高凤英、白海风、吉雅泰、纪松龄、朱实夫等，陆续奉派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内蒙古，与中共绥远特委、内蒙古特委相配合，全面恢复了内蒙古革命斗争。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内蒙古革命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再度高涨。东蒙蒙古族共产党员王再天、孔飞、乌兰等投入东北军、北平等地的抗日救亡斗争。

    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辟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换，党从来没有离开内蒙古，党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局部到全局，成为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唯一正确的领导者。人们比喻这是“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在中国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和党对民族问题的主张，以熟悉内蒙古的历史和民族问题实际的优势，以热爱民族的激情，向往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理想，团结蒙古族革命者和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投入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发挥了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的独特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发展内蒙古革命最宝贵最有实力的生力军。

    二、抗日烽火中的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各族人民抗日的洪流中，涌现出蒙古族第二批共产党人和大批抗日志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论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沦陷。无论是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蒙地区，还是伪蒙疆政权统治下的西蒙部分地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牢狱。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发动内蒙古的抗日救亡斗争；“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⑥]号召绥蒙人民动员起来阻止日寇的进攻，要把蒙古民族的抗日运动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和一切工作的中心，提出蒙古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出绥蒙和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于是领导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力开展鄂尔多斯和后套地区抗日前沿的救亡斗争，在热河宁城、赤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抗日。在内蒙古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年代，蒙古族爱国志士踊跃投入抗日阵线。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蒙疆的中心大青山地区，中共绥远区委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绥察行署大力组织，奎璧、贾力更、李森、高凤英等共产党人积极引导，从1939年开始，有上百名蒙古族青年，识破日本侵略者欺骗蒙古民族的谎言，摆脱伪蒙疆政府的诱惑，通过日伪的重重封锁线，分9批奔赴中国人民的抗日圣地延安，他们中有张禄、李永年、布赫、云世英、云照光、云曙碧、云治安、云成烈、云生格、云祥生、云玲、云林秀、云晨光、荣志忠、巴增秀、李文、金玉、李贵茂、朱玉珊、成义、奇峻山、赵俊峰、张玉庆、云北峰、潮洛蒙、浩帆、赵维新、李振华、达成义、云继光、云曙芬、墨志清、锐军、徐史、黄静涛、黄静波、云志厚、李勇、王淑英、张才旺、李银标、李清、陈炳宇、寒峰、云一立、塔拉、李存柱等，主要在陕北公学组成蒙古青年队学习。

    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⑦]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满蒙政策”的阴谋和国民党对蒙古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宣布中国共产党解放蒙古民族的主张及一系列政策。1936年春，高岗、赵通儒、田万生等即带着译成蒙文的毛主席《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到达乌审旗，宣传党的主张，与蒙古族革命者和青年密切交往。蒙古族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锡尼喇嘛在大革命失败后，曾派人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共商联合斗争，并说“我们的朋友在南方”。1929年锡尼喇嘛牺牲后，他的战友那素滴勒盖于1935年在乌审旗发动兵变，控制了该旗政权，遂遵锡尼喇嘛的遗言，与高岗等取得联系，还与高岗结拜为兄弟。1937年，他毅然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高岗等要人的接见。1938年，中共党员白海风、乌兰夫、纪松龄等控制的蒙旗独立旅（即“新三师”）驻防伊盟后，那素滴勒盖率乌审旗官兵百余人参加蒙旗独立旅，任骑兵营营长。1940年，他带领官兵直奔延安，其中30多名蒙古族青年编入陕北公学学习。 1941年6月陕北公学组建民族部，9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有蒙、回、藏、苗、满、彝、汉等7个民族的学员200多人，其中蒙古族学员占40%，回族20%，藏族4%，彝族4%，满族1%、苗族1%，汉族30%。1943年3月，成立延安大学，将民族学院与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行政学院等并入。1944年4月，民族学院从延安大学分出并迁往陕甘宁边区三边，与三边师范、三边地委干部训练班合并为三边公学，民族学院仍保持原建制，也称三边民族学院，是年冬有50多名学员分配工作。1945年3月，为了加强蒙古民族干部的培养，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迁到伊克昭盟的城川，也称城川民族学院，学员达到150余人，在伊盟即招收了50多名蒙古族青年入学。民族学院历时近8年，直至1948年撤销为止，为内蒙古革命，为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先后培养了200多名蒙古族干部，绝大部分人成为中共党员，有的随即返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伊克昭盟抗日前沿，参加抗日斗争，大多数人在抗战胜利前夕回到内蒙古，奔波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第一线，成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乌兰夫、孔飞、乌兰、克力更、关起义、包彦、苏剑萧、赵诚、克力更、韩峰等一批蒙古族干部到达延安，有的在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有的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下属民族研究室、延安民族学院工作。他们参加研究民族问题，特别是蒙古民族问题，继续探索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途径；参与培养民族干部，尤其是蒙古族干部，大力组织民族干部队伍。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代中央拟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毛泽东批示：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提纲》系统、全面分析内蒙古民族问题、总结党对内蒙古民族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从抗日战争战略全局出发，制定了在统一国家中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为构想，正确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和领导内蒙古革命走向胜利的纲领性文献。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武装了在延安的大批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这是继大革命时期培养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培养了为数更多的第二批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干部队伍。1945年5月，乌兰夫参加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并被任命为绥蒙政府主席，确立了他在内蒙古的领导人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蒙古族共产党员贾力更、高凤英、巴增秀等在大青山抗日斗争中壮烈牺牲，蒙古族抗日武装新三师领导人纪松龄在河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三、内蒙古自治运动中蒙古族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

    1945年5月，中共七大确定以实行自治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在延安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和民族干部陆续回到绥蒙和锡、察盟，投入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洪流，成为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力。1945年10月，乌兰夫率领奎璧、克力更、陈炳宇、黄静涛、达成义、旺楚克、李新民、田户等蒙古族共产党员，赴苏尼特右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勇敢智慧地改组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克服了“内蒙古独立”的错误倾向。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⑧]即“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放手发动与组织蒙古民族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盟旗的自治运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乌兰夫的建议，呈请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中央当即批准。11月26日即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内蒙古8个盟36个旗以及军政团体、学校代表总计79人参加，乌兰夫作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案》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选举乌兰夫、奎璧、乌兰、孟子裕、克力更、旺楚克、田户、乌力吉那仁、胡尔沁毕力格、包崇新、苏剑啸、田协安、陈炳宇、丹巴、索德那木扎木绰、才喜雅拉图、松津旺楚克、李海山、萨穆丕勒诺尔布、李新民、索德那木勇荣等21人组成联合会执委会。遂由执委会增补关起义、包正言、图们巴雅尔、庆格勒图为执委，增补胡格吉呼、黄静涛为候补执委。由执委会选举乌兰夫、奎璧、克力更、关起义、包正言、田户、索德那木扎木绰、乌力吉那仁、胡尔沁毕力格、包崇新、乌兰等11人组成常委会。联合会执委中绝大部分是蒙古族，既有大革命时期的蒙古族共产党人和从延安回来的蒙古族党员和民族干部，也有新参加自治运动的蒙古族青年和包括蒙古族上层的各界人士。乌兰夫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秘书长刘春（汉族）、组织部长奎璧、宣传部长克力更、青年部长索德那木扎木绰，妇女部长乌兰，秘书处长刘景平（汉族）。与会代表、联合会执委、常委基本上是蒙古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旗帜，是联合蒙古民族各阶层，包括联合各种形式的蒙古民族运动，以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蒙古民族解放；联合蒙古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现共同解放，完成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大联合。“联合”二字作用重大、意义深远。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随即派苏剑啸、陈炳于带领一批蒙古族干部到察哈尔盟开展自治运动，发展会员，成立联合会盟分会和旗、苏木支会。苏剑啸任盟分会主任；拉木扎布任副主任。同时召开察哈尔盟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察哈尔盟政府，陈炳宇当选为盟长，色伯克扎布和哈斯瓦其尔当选为副盟长。潮洛蒙、旺楚克、赛音吉雅、奇峻山、丹巴、云世英等派往锡林郭勒盟开展自治运动。成立联合会盟、旗分会和支会组织，阿拉坦敖其尔、奇峻山先后任盟分会主任；成立锡林郭勒盟政府，松津旺楚克（原锡林郭勒盟盟长）任盟长，陈炳宇、潮洛蒙任副盟长。联合会派奎璧、李文精等到绥蒙解放区的巴彦塔拉盟和乌兰察布盟开展自治运动，成立了联合会两盟分会，分别担任两盟分会主任。他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各阶层民族、宗教人士，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内蒙古中部地区蓬勃展开。

    1946年9月，根据全面内战暴发的形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张家口撤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内蒙古党委，由乌兰夫、奎璧、刘春、王铎组成，乌兰夫任书记，下设察哈尔盟工委、锡林郭勒盟工委、巴彦塔拉和乌兰察布盟工委，领导该4盟的工作。

    在东蒙古自治运动中，以特木尔巴根、哈丰阿、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阿思根为核心的一大批蒙古族革命者和青年，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经过探索，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寻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合作。经过双方有效的沟通，达成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共识。1946年3月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双方各派7名代表，在热河承德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双方经过坦诚阐述各自的主张，深入讨论内蒙古自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共识，4月3日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⑨]其要点：

    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在中共领导帮助下，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分会、支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选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及帮助；决定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领导东蒙自治运动；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盟管旗，专署管县，蒙人优势区或深入蒙区之汉人区实行民主自治，受民主盟政府领导，盟旗政府按具体情形应有汉人委员；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并处理关于内蒙古建军、整编、训练、人事等问题；扩大联合会机构，增补联合会执委从25名增补为63人、常委从11名增补为26人，乌兰夫仍任联合会主席，原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特木尔巴根、哈丰阿、朋斯克、阿斯根等任联合会各部门领导职务。会议期间，哈丰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特木尔巴根要求转为中共党员，均被批准。这就是内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四三会议”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标志。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洪流中，大批蒙古族青年参加革命，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蒙古族干部增加了近千人。除了上述东蒙领导人外，特古斯朝克图（即特古斯）、李鸿范、巴图巴根、暴彦巴图、杰尔格勒、都固尔扎布、王海山、王海峰、旺丹、纪锦涛、布特格琪、特布信、高万宝扎布、胡尔沁毕力格、义达嘎苏隆、乌力吉那仁、鲍荫扎布、巴图等大批蒙古族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中产生了蒙古族第三批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和顺利发展的基础上，党对民族区域自治方针的认识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蒙古族先后3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逐步成长，内蒙古汉族共产党人王建功、杨植霖、苏谦益、杜如新以及奉派来内蒙古工作的共产党人王铎、刘春、刘景平、张策、胡昭衡、胡秉权、方知达、高增培、田万生、周仁山、高平等许多人，在实践中逐步熟悉内蒙古革命中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理解蒙古民族的意志，与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团结合作，共同战斗，为实现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长期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内蒙古革命20多年的探索中，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构想，抗战胜利后的实践中逐渐成熟，并且形成以蒙古族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坚强的民族干部队伍。因此，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1946年8月1日，乌兰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我党在绥察热及东北蒙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11个盟一百七八十万人口的自治问题。过去阶段党已经克服了两次独立运动，承德会议在蒙人中影响极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的满足蒙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⑩]10月15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博彦满都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在齐齐哈尔举行会谈，议定了《关于蒙古问题谈判纪要》，[11]对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及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构想。联合会正副主席的举动，反映了蒙古民族要求自治的急切愿望。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要求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进行具体准备，以便最近期内实现。1947年3月23月和4月20日，中央又就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相关问题发出指示。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准备。2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锡林郭勒盟贝子庙移驻兴安盟王爷庙，中共兴安省工委、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热烈迎接，自治运动的核心机构汇聚一起，统一力量、统一指挥，紧张有序地准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1947年4月3日，正逢“四三会议”一周年，在王爷庙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总结了一年来自治运动的成就，讨论了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若干问题，统一了思想，达成共识。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召开，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共398人（出席开幕典礼代表392人，大会选举投票代表393人），其中蒙古族349人，占代表总数的87.69%；代表包括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这是内蒙古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第一次空前盛大的聚会。24日，乌兰夫作政治报告。25日至28日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27日，会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云：“三百多年来，蒙古民族一直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痛苦是难以尽述的。只有在你们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才完全改变了这种历史的不正常关系，真正以民族平等的精神，来大力协助我蒙古民族的发展求得彻底解放。今天，我们内蒙古人民代表，所以能聚会一堂，商讨并决定自己民族今后的命运，也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功劳。深信在你们的英明领导下，内蒙民族的前途，必然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谨向你们表示，我们一定能遵从你们指示，团结民族内部，并与全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蒋介石进攻，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与新内蒙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12] 30日，会议选举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当选参议员121人，其中蒙古族97人，占参议员总数的80.2%；汉族23人，占参议员总数的19%；回族1人。5月1日，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选举特木尔巴根、奎璧、阿思根、朋斯克、乌勒吉敖喜尔、乌兰、胡尔沁毕力格、王再天、那钦双和尔、鄂嫩日图、王海山、哈萨巴特尔、都固尔扎布、高布泽博、旺楚克、包彦、刘春、王铎、胡秉权等19人为自治政府委员，委员中蒙古族16人，汉族3人；选举博彦满都为内蒙古临时参议会议长，吉雅泰为副议长，特古斯朝克图、义达嘎苏隆、拉玛扎布、王海峰（白音布鲁格）、克力更、尼玛、旺庆、高万宝扎布、特布信为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员，驻会参议员均为蒙古族。[13]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政府成员及临时参议会组成人员宣誓就职，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5月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召开了首届政府委员会议，任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并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贺电全文如下：“亲爱的内蒙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们！你们5月17日来电收到了。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14]

    从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中，在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全程，蒙古族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队伍迅速壮大，发挥了主导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在民族自治运动中，还是在组织自治政府时，中国共产党充分信任蒙古族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让他们肩负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任，挑起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大梁，在中国矗立起了第一座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丰碑。他们完成了民族的使命，完成了党和国家的重托。至1949年，内蒙古地区的干部队伍已具有一定规模，各类干部已达16 885人，其中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4 625人。在我们回顾走向胜利的历程，庆祝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牺牲了宝贵生命的蒙古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关起义、苏剑啸、纪锦涛、马良成、奇金山、蒙和舞乐吉、包玉昆、朱玉珊、巴彦玛、乌玉林、海龙、德勒格尔、贡其札布、利米德、扎本色楞、布和吉雅、拉木扎布、敖敦满都拉、图古舍等先烈们。

    当然，当时在内蒙古工作的汉族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为数更多，他们为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自治运动联合会和自治政府中汉族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任职很少，然而他们充分信任、支持、帮助蒙古族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为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奉献了宝贵的智慧和全部精力，同时许多汉族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牺牲在内蒙古草原上。当时的干部比例体现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配置。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内蒙古自治区级蒙古族领导人占40%至50%，厅局级和县处级干部占30%以上，这在内蒙古以蒙古族为主体实行自治，汉族人口占多数，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构成来说，是合理的。乌兰夫指出：“只有具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干部，才能更加密切地联系当地民族的群众，及时地反映当地民族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取得当地民族群众的信任，处理好当地民族中的问题，把当地民族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推动我们的事业共同前进。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民族干部的培养。”“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少数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和发展的根本条件。”[15]这是从党在内蒙古培养蒙古族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必须始终坚持的特殊经验。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为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乃至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开辟了道路。在建党60周年时，我在《试论内蒙古革命的道路》一文中，对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曾评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在中国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能够找到正确的解决举世注目的内蒙古民族问题的道路，并付诸实施，这对于内蒙古革命的最后胜利或对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不管给以多么高的评价也不算过分。”[16]蒙古族共产党人和民族干部对此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显然的。

                                        （2013.7.1）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③] 1952年、1957年、2007年中央祝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周年、10周年、50周年的评价。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4、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⑥]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⑦]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7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⑧]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⑨]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51-53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
[⑩]《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06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
[11]《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35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
[12] 《内蒙古档案史料》创刊号，1992年版。
[13]《内蒙古自治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15]《乌兰夫文选》（下册），第146、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
[16]郝维民：《试论内蒙古革命的道路》，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 相关新闻 --------

读取内容中,请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