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科学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因此,这决定了科学的载体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不同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医生、学者等属于“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中说,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是高级的工人”,“是生产工人”,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恩格斯晚年,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脑力无产阶级”,并期望“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恩格斯还说:“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
知识分子是掌握运用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当前,我国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我党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就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是革命动力之一。特别是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参加了革命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了巨大的爱国热忱,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为抗日而贡献力量。再如: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在教师的支持下,以大学生为先锋,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场”;1949年革命胜利的前夕,蒋介石向台湾大量运送黄金时,也要将高级知识分子运往台湾,只要高级知识分子提出,飞机立即起飞,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81人,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达60多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广大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一样,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我党除积极发挥国内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外,还发动群众,摸清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知识分子情况,争取他们回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需要,牵动海外学子的心。他们冲破一切阻力,经过长期的顽强斗争,纷纷回到祖国,钱学森、李四光等就是杰出代表。
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党在思想路线上背离了实事求是,陷入了“左倾”。而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就更早一些。尽管1960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对知识分子行了脱帽加冕礼,即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成了人民的知识分子;刘伯承元帅说,老师是戴帽子的元帅。这也无济于事。当时“左倾”思想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强国富民。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
邓小平的一生是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一生,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怎样才能使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呢?这是解放以后邓小平经常考虑的首要问题。
通过反思,特别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邓小平认识到,要把国家建设好,首先靠科学技术、靠人才。他于1974年复出,1975年因周恩来总理重病而主持中央工作,进行整顿,力抗“四人帮”的横行霸道。他明确指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他还明确表示,批判陈景润是错误的,对知识分子“应该爱护和赞扬。”小平同志还专门谈到,“要解决教师的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小平同志在1976年再次被剥夺一切职务,知识分子的地位仍就没有改变,被一些人称为“臭老九”即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第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小平同志恢复了职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成了我党的领导核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时翻两番,人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科技是“关键”,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因为科学技术物化到生产力的每个要素中,必将产生革命变革,即劳动手段(工具)高度自动化,劳动对象高度人工化,劳动者高度智能化,随之在管理方面也会现代化和科学化。代表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是高科技。因此,小平同志指出,必须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正因为中国有了原子弹、导弹和卫星100%的回收率等高科技成就,才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和建设的和平环境。在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我国制定和实施了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奠定,就决定了科学技术的主要体现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小平同志1978年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后来小平同志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解放军并列,再次强调“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这样,知识分子就由解放后初期“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中的团结对象,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的批判、斗争对象,变为依靠对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小平同志教育全党同志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小平同志根据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原理,认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小平同志接着对老一辈革命家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为解放生产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小平同志又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为什么小平同志这样强调人才?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小平同志在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作用以后,教育全党特别教育中央的同志:“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个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使知识分子再次有了使自己才能贡献祖国的广阔舞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基于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小平同志论述了如何培养人才、关心人才和爱惜人才。
小平同志认为,培养人才,这是实现祖国强盛和人民富裕的关键,也是整个国家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为此,小平同志指示,1977年恢复了自1966年就中断了的高等学校招生。小平同志指示,“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以带动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培养人的教育事业极不相称,早在1975年整顿时期,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提出警告:“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为此,党的十二大把发展教育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
小平同志认为,有了人才以后必须关心人才,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首先是政治上关心,这就是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够条件的吸收入党。人才主要是通过学校培养的。所以,小平同志专门说道:“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为此,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恢复知识分子的各种专业技术职称也是措施之一。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要充分信任和适当要求。小平同志说:“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把干部的革命化放在“四化”之首。其次是生活上关心,为人才的培养和工作创造条件。小平同志说:“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小平同志多次表示,“愿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
最后,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发现人才以后“能不能用人才”。用人才包括解放思想,“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
小平同志建议老同志在这个方面要多顾多问。其次是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发挥人才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小平同志以北京大学一位搞半导体的科学家为例说:“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小平同志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小平同志退下来以后,继续关心知识分子问题。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小平同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光辉典范,受到知识分子的无限爱戴。
(此论文入选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一版,第422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一版,第46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一版,第443页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第48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第630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1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7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10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1—9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8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9—50页。
[24]转引自《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55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2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2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69页。